有学者指出，将政府公开数据规定为国家所有，将影响这类数据的流通与利用。

如果一刀切强制要求大平台互操作，无异于劫富济贫，惩罚成功，会挫伤全社会创新的积极性。平台企业有权自主决定是否互操作以及与哪些主体互操作，只有少数特定情况下法律才会强制要求。

平台企业也希望以更为细化的标准作为合规依据（由于是推荐标准，合规未必能够免责），自下而上推进法律实施。2022年7月通过的欧盟《数字市场法》对于开发操作系统与设备制造的守门人同时提供辅助服务提出操作系统、硬件或者软件功能的互操作要求。本案应该是一起比较典型的互操作争议案件，不过，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最后认定，涉案行为并非反不正当竞争法所规制的恶意不兼容之情形，应属第12条第2款第4项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大平台地位的取得，一定是创新与竞争的结果。（三）简单的小结总结域外互操作法律制度的构造与运行可以发现，一方面准确界定市场与政府边界，保护小平台互操作权，通过市场竞争和多种自下而上机制助推互操作格局的形成，另一方面自上而下明确大平台行为底线，不一刀切强制大平台互操作，是法律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

互联网与电子邮件是最多被提及的两大互操作典范，不同地方、使用不同终端、语言的用户均能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传递邮件，推动人类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然而，可以确定的是，无论如何选择，都是企业最为重大的自主决定。在萨维尼看来，法学是一门哲学性的科学，而这种哲学性就等同于体系性。

除这种规定功能的法概念外，类型同样是拉伦茨法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现代治理技术，法又应具备充分的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它应当是（至少在理论上是）一个概念清晰、逻辑自洽、没有漏洞的体系，应有独特的操作符码和运行规则，并因此与宗教、政治、道德等保持独立。而这样的探讨，最终是希望对我国行政法学科的体系化建构和体系化均衡提供启发。与二战后德国的实质法治国，要求法律必须符合一定的实质正义标准不同，形式法治国下的法律只是纯粹的社会技术或工具。

而行政法释义学接下来的任务则是有目的地拣选、确定学科累积的经验内容（概念、原则、规则等等），并通过形式逻辑的方法将其结构化和固定化，最终形成一个内在和谐的有机整体。就抽象概念而言，伴随现代行政职能的复杂和行政角色的转化，在德国行政法体系中，行政行为一枝独秀的局面被逐渐打破，作为竞争者甚至是替代者的法律关系开始受到学者越来越多的青睐。

[14]Vgl. Robert Alexy, Theorie der juristischen Argumentation, Frankfurt/M: C. F. Mueller, 1978, S. 207. ff.[15]参见注[7]，第3页。这一点如康德所言，带有统一性与一贯性的法体系，又包含着一项对理性的最低要求，即排除个案恣意[14]，掌权者无法再轻易地将恣意的差别对待予以合理化，法秩序由此获得清晰性、明确性、可预见性、可计算性的保障。[43]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1页。[114]尽管在产生基础、内容构造、类型区分等诸多方面已有相当发展，但相比行政方式法释义学的形式化与制度化，法律关系法释义学仍在诸多方面需要系统性厘清和阐释。

Kant, Prolegomena Ausgabe Weischedel, Bd. Ⅲ，1963, S.118．转引自程明修：《行政法之行为与法律关系理论》，新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9页。[8]Vgl. Thomas von Danwitz, Verwaltungsrechtliches System und Euroepaeische Integration, Tuebingen： Mohr Siebeck, 1996, S. 26. ff.[9]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7页。而它的自我运转又可以达到使行政服膺于法律治理的构想。作为法学科形式理性的表现与保障，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过程，展示了体系化的法学科如何能够对内自足，对外独立。

而法秩序也惟有保持稳定和持续，才有可能被理解、接受及信赖。在法学方法论史上，体系构建的方法主要由概念法学和评价法学所阐发，而它们之间的论争，也是法体系和法学科体系建构无法绕过的。

既然法治国在迈耶的时代被化约为法律的统治，那么法律本身的形式理性，即其明确性、稳定性、可预测性、可计算性也就当然地成为法治的核心。[99]在这一概念的主张者看来，行政法律关系较之行政行为具有诸多优越性[100]：首先，法律关系的基本思想是对相关生活事实进行法的整体观察，因此，在这种观察视角下，权利义务不再彼此隔离，而是涵盖在法律关系主体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关系之下[101]。

迈耶对于行政行为就是行政向人民就什么是个案中的法（所为）的高权宣示[46]的定义，使这一概念几乎涵盖了他所处时代所有的行政高权措施和干预行为。这套自足的规则系统在形成后，才会具有自治性和独立性，也才能够真正摆脱与道德、形而上学以及意识形态的纠葛，摆脱哲学和政治学的压制。相反，在环境法、租税法、建筑法等诸多特别行政法领域，法律关系和行政行为成为相互补充，彼此配合的秩序观念[105]，共同为复杂的行政现实提供理性说明。[3]事实上，大陆法系国家持续进行的法学科体系化建构，并非如被指责的那样是纯粹依赖逻辑演绎的简单过程，体系化的法学科也并非就是僵化刻板、高度抽象，与生活悖离的封闭系统。这种概念谱系过分依赖于抽象逻辑，漠视纷繁多样的法律实践，因此常常诱使价值剥离，切断规范间的意旨关联[21]。[111]但时至今日，侵害防御在行政法的目标定位中所占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相反，如何为复杂的行政现实提供导引，特别是如何在生存照顾、给付行政以及计划行政等领域，更灵活有效地完成行政职能，成为现代行政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而这种持续性的逻辑检视，又在更高程度上促进了法体系的整体均衡。相反，体系化不仅提升了学科的稳定性和规范效能，同样也能使学科对生动的社会现实保持开放。

它截取了不同于传统民法中法律关系的观察视角，以类型化的行政方式作为行政活动的基本框架和行动单元，再对这些行为方式进行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方面的制度化和形式化[78]。作为法治发展的后进国家，我们既无法依赖素有积淀的本土资源，也不能奢望通过全面复制国外经验，来构筑学科的完整框架。

在司法中，法院首先借助体系化的思考作为解释个别法律规范的协助性工具，而在解释的过程中，又会通过寻找体系化资源，逐渐生发出针对特殊领域的指导性规则，完成法规范的续造。[31]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23-33页。

法释义学常常又被译为法教义学或是法解释学，它是研究德国法无法绕过的重要方法，也是德国法的魅力所在。这一理念使行政法系统自此拥有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和精神内核。[47]2.概念的法技术特征与功能。经由法释义学的阐发，这一概念获得了的廓清，而萨维尼作为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的视野，又使这一概念获得了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成为一种具有历史性的范畴。

在迈耶的学科体系化建构中，依法律行政的基本原则、行政行为等抽象概念、以及法释义学都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之前，德国虽然也存在行政法学，但因与行政政策的混淆纠缠，其主要着眼点仍在于梳理现实的行政关系，并建立合目的的、高效率的行政，在方法上也基本运用传统的、不太包含规范内容、关注点主要集中于实然面的德国国家学的研究方法[69]。

而形式法治国关于国家与个人的基本构想—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应事先由形式理性的法律加以规范，由此才能保障国家权力的可预测性与可计算性，也经由迈耶依法律而行政的思路，而在行政领域获得实现。[77]这种行政方式法释义学不仅对德国行政法的整体风格影响甚巨，使德国行政法最终发展为行为方式—权利救济的固定模式，其对德国行政法体系逻辑周延、系统闭合的作用同样显著。

这种体系化回溯，一方面减轻了法律适用的负担，降低了法律适用的难度。[97]只是迈耶的鼓吹及其学术影响，使行政行为自始就成为行政法学的核心，而后世学者对行政行为的形式化努力，更使这种趋向愈加强化，法律关系也因此在行政法学中倍受冷遇。

这一整体既有助于学科自身的稳定和内部的自足，同样有益于促进法秩序的安定。迈耶主张行政法治，就是将行政权力纳入了合法／违法的符码约束之下。中国行政法学的整体发展，有赖于对既有制度与学理的体系化建构。[98]但随着形式化、制度化的行政行为逐渐暴露出抽象僵化的内在局限，并开始与持续更新的行政现实出现抵牾，法律关系在法体系再造方面的价值便获得越来越多的挖掘。

德国行政法的体系化建构与体系化均衡与其长期奉行的实证主义法学观密切相关，背后体现的也是学者对于法学科形式理性的关注。（三）系统理论关于体系逻辑与价值的统一尽管评价法学的上述观点被认为是对概念法学过分重视形式逻辑的克服，而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也被认为是代表了当代法学方法论的最高成就[28]，但从根本而言，这两种流派关于法体系构建的观点，都只是学者在法律理念世界里的脑力激荡。

[6]Karl Larenz, Methodenleh der Rechtswissenschaft , Heiderberg: Springer, 1991，S. 437. ff.[7]Eberhard Schmidt-Ass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公司2009年版，第28页。大陆法系的法学家不仅将体系化视为法学科理性与科学的象征，还笃定地认为，惟有体系化才能维护法秩序的安定和正义。

如果抽去法释义学线索，德国法便会涣散为一堆复杂繁冗的概念和理论，而这恰恰是很多人简单地批评德国法过于形式主义，并非现实生活中的活法的真正原因。[39]人们并不会对法律的正当性进行追问，因为法律是由代议制机关制定这一点，已经为它的正当性提供了担保。